作者：王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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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說法，講考古是文明的第一現場，博物館是人們進入文明的第二現場。由此，博物館之影響當以其藏品為首要，而藏品又應以其所攜帶的大量的具有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等信息為重。這些信息，只有通過專業人員的研究、分析、解說，才能使觀者充分領略其中蘊含的價值。正如學者所言，《紅樓夢》之偉大不僅因其作者，更要有偉大的解讀者才可以。

多年從事名物研究的揚之水先生就是這樣一名解讀者，其為讀者所熟悉的著作有《古詩文名物新證合編》《中國古代金銀首飾》《香識》等。終日對中國傳統器物進行研究，繼《定名與相知：博物館參觀記》后，她又為讀者獻上了《定名與相知：博物館參觀記·二編》。

延續上一冊的寫作風格，《二編》有對國家博物館（中雜項）、遼寧省博物館中有代表性物件的解讀，也有對圍繞某一城市（南京）、地區（浙江、川南）出土文物的精講，更有對某一種器物（步搖花與步搖冠、博鬢）源流演變的專門梳理。十篇文章，無論介紹何種物件，作者都不簡單地介紹器物本身，即所謂的“定名”，其更多的還是在詮釋與器物相關的人文信息，即所謂的“相知”。

近20年來，收藏之風日盛，雜項是較重要的一項。作者將對國家博物館中漆木、竹木牙角、服飾（清代）的講解作為開篇，或許不僅因其篇幅占全書近一半，更有滿足讀者嗜好之用心。作者很少在器物制作工序上多費筆墨，除了必要的器型、紋飾的簡要描述，更多的還是在歷史文獻、小說、詩詞中尋蹤覓跡，不僅使器物的定名接近歷史中的真實，更重要的還是意圖還原其所處的歷史背景、彼時的社會風尚、習俗。而這也是作者寫作的立意，并將其貫穿全書始終。

作者引了宋代張師正《倦游雜錄》中一則小故事，令人忍俊不禁。說張逸在成都做地方官時，某日，僧人文鑒大師來拜見，恰巧另一名地方官張唐輔也在客廳等候主人接見。二人同候之時，張唐輔忽覺頭皮奇癢想撓一撓，便脫下烏巾，見無處安放，便扣在了大師頭上。文鑒大怒，待主人出來時向其告狀。原來作者以此故事為“反證”，意在說明在宋代頓放幞頭之物鮮見，及至清代冠架、帽架、帽筒才興盛起來。

南京，是一座有著深厚歷史文脈的古都。《儒林外史》中有描寫兩個挑糞桶者在一日勞作完畢，要相約“吃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的情節，足見那時的販夫走卒也將生活過得如此愜意，漁樵織讀的煙火氣瞬間躍然紙上。而作為胸懷天下的文人士大夫，一向視己為社會脊梁，諸多憂國憂民的歷史瞬間又使這座城的悲壯氣血盡顯。南宋張孝祥《六州歌頭》蕩氣回腸，《野朝遺記》載時任建康留守的名將張浚，聽后為之罷宴。《張孝祥集編年校注》《景定建康志》均載張孝祥葬于上元縣清果寺。行文至此，本以為作者要將張孝祥所用、所藏器物逐一介紹，熟料筆鋒一轉，卻敘述起張同之所藏。

解讀器物，還原它們所承載的人文信息只是途徑，最終還是要盡可能還原當時社會中各類人等的生活面貌，特別是精神追求。故而，作者對張同之文房用具的介紹不吝筆墨，水滴、銅鎮尺、硯、茶具、酒具，無不結合文人圈中風雅一一細數。如酒具中“蕉葉”，作者先是將紐約大都會館藏及南京中華門外北宋長干寺地宮實物圖片錄于書內，接下來便是信手拈來龐元英《文昌雜錄》、張先《天仙舞·觀舞》、王之道《虞美人·和孔純老送鄭深道守嚴州》、高登《好事近·再和餞別》、葛立方《虞美人·泛梅》、李之儀《次韻雪》中詩句，說明在那時“酒宴中蕉葉每每是寵兒”。讀至此，不得不欽佩作者肆意游走于文物圖譜與詩文之間，足見其讀書之豐沛，精神之自由。而其挑選器物“不以豐富和奢華著稱，卻是具有士人氣息且很有代表性的一批”，可見其良苦用意。

至本書《一物，一詩，一幅畫：浙江故事的細節閱讀》一文，作者的人文情懷已全然打開噴薄而出。作者坦言，“百物，是濃縮法；一物，是擴展法，都是神與‘物’游、視通萬里的讀‘物’法。一‘物’之外，更援引一首詩和一幅畫，是因為物中有詩也有畫，畫中有物也有詩，三者共同組成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故事場景。”

《定名與相知：博物館參觀記·二編》中，作者徜徉于各大博物館，在每一敘事空間中尋找器物的歷史細節，還原與它們發生聯系的人與事、史與詩、道與情。本書資料豐富、文圖對應，對冰冷器物的講解散發著人文的熱度，行文間史、文知識交替呈現，自然而生，毫無突兀之感，讓人在不覺察間便獲得了許多知識與趣味，不禁感嘆“物”小乾坤大。

《光明日報》（ 2023年06月07日?11版）